生态环境部日前晒出2019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、2019-2020年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、2020年1月-3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等多张“成绩单”。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数据表明：空气质量稳步改善，蓝天越来越多了。

据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，2019年，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，157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，占46.6%；全国优良天数比率82%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1.7%，重污染天气影响减轻。“十三五”规划确定的9项约束性指标中，7项已提前达标，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预计今年能够如期完成。在此基础上，2020年要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。

日均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面达标

由于PM2.5浓度易升高、重污染天气频发，秋冬季是全年最受关注的时段。黄润秋指出，在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稳步改善的基础上，秋冬季仍有波动。例如，北京市PM2.5浓度同比下降12.5%，但秋冬季大气污染仍然较重。特别是2019年1-2月，主要受污染物排放和不利气象条件影响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PM2.5浓度同比分别上升24.1%、26.6%，导致全年改善压力加大。

随着治污手段越来越严，上述状况正在缓解。最新统计显示，2019年10月-2020年3月，京津冀及周边“2+26”城市、长三角地区、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，PM2.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.9%，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39%。这意味着，三大重点区域均超额完成PM2.5平均浓度降幅、重污染天数下降目标。

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，利好趋势在今年1-3月得以延续。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.5浓度为46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4.8%；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.5%，同比上升6.6个百分点；120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，同比增加24个。较去年同期，三项主要指标均有所改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4月22日，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日均空气质量全面达标，自2013年以来首次取得历史性突破。

“回想2013年初，多地空气质量指数爆表，北京部分监测站点PM2.5小时浓度甚至超过800微克/立方米。到了2019年，北京PM2.5年均浓度已降至42微克/立方米的历史低值，重污染天数仅4天，相比2016年减少近90%。”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相关专家予以肯定，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、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，多项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却实现大幅下降，空气质量总体明显改善。

煤烟型污染、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

尽管总体向好，但部分城市的“个体表现”仍不尽如人意。

以三大重点区域覆盖的80个城市为例，2019-2020年秋冬季，有4个城市PM2.5平均浓度降幅未能达标，5个城市未实现重污染天数下降目标。其中，山西运城市是唯一一个PM2.5平均浓度降幅与重污染天数下降目标均未完成的城市，PM2.5平均浓度同比增加1.2%，重污染天气数由2018-2019年秋冬季的21天上升到23天。此外，今年1-3月，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20个城市仍集中在晋冀鲁豫陕等地，而内蒙古包头市首次垫底。

究其原因，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认为，除了先天气象条件不利，煤烟型污染是主要因素。“运城是汾渭平原城市之一，长期被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困扰。焦化、钢铁、煤化工等耗煤企业众多，导致产业结构偏重。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国家重要工业基地，包头的污染源排放强度同样不低，且采暖季各项污染物指标均高于非取暖季，说明燃煤取暖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。”

彭应登表示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工业生产强度降低、机动车出行减少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污染排放下降，但这并非治污的“常态化”，结构性问题并未消除。尤其对排名靠后的城市，用能问题依然突出。“目前只有北京基本摆脱燃煤污染，率先进入治污第二阶段。从PM2.5源来看，燃煤对北京大气污染的贡献已不到3%。但在其他重点区域，生产、生活用能仍是影响空气质量的关键。”

另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研究数据，“2+26”城市煤炭消耗量约7亿吨，占能源总消耗量的近70%；焦炭产量9000多万吨，单位国土面积焦炭产量是全国平均的7.3倍；石油炼化能力约占全国的17%，单位国土面积炼化能力是全国平均的6倍。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大、排放结构和布局不合理，持续推进能源、产业、交通结构调整、强化工业污染综合防治，仍是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主攻方向。”

治理重点由末端走向源头

“大气污染是长年积累所致，治理没有特效药。甚至在部分地区，没有一二十年的努力，结构性问题无法发生根本转变。”彭应登进一步称，现阶段治理重点应由末端走向源头，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基础上，提升清洁化水平，从源头实现精细化管理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。

正值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，由末端走向源头治理，也是多位专家给出的冲刺方向。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指出，过去5年，我国PM2.5平均浓度降幅超过30%，其中“尾部治理”的动作最多、贡献最大，贡献位列二、三位的分别是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调整。“在此基础上，末端剩余空间相对有限，要继续实现深层治理就不得不‘动结构’。”

贺克斌举例，对于治理难度较大的“散乱污”企业而言，通过关停取缔、限期整改等手段，虽可减少污染物排放，但存在反弹可能。为防止企业偷偷排放，主管部门需要配套一系列监管措施。“能源结构一旦调整，企业用能就不可逆转，排放状况随之发生转变，从源头抑制偷排行为才是根本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河北、山西等重点区域已陆续出台新一轮方案，其中不乏多项源头治理措施。“在结构减排方面，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实施产能置换、煤炭替代和污染物排放量倍量削减。推进粗钢、焦化、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化解工作。加快重点工业炉窑实施一批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替代，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。”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谢文勇介绍。

彭应登还提醒，不同区域、不同城市的发力点应各有侧重，目标也要进一步细化，把冲刺压力传输到乡镇等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不只停留在市一级。“对于改善明显的地区，相应提出更高要求。排名靠后地区可适当加码，形成治污的压力与动力。若不能迎头赶上，越到后期越难完成任务。”